女儿严晴晴已经读高二了，母亲姜贤红提起童年时打过女儿的经历时，还是会忍不住掉眼泪。
“她抄作业被我发现，我拿起衣架打她，她一路躲到厕所，过了一会跑出厕所对我大吼：‘打死我算了！’”姜贤红回忆道，她记得女儿的腿上被自己打出伤痕，充满愧疚，决心再也不打孩子。
后来她才知道，那时候读二年级的女儿刚刚从留守儿童转变为流动儿童，从老家来到上海读书，完全无法适应新环境，才抄了作业。
每一个在外谋生的家庭，都面临一场两难的选择——把孩子带在身边，让孩子成为流动儿童，面临各种入学、升学方面的困难；还是送回老家，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缺席孩子的成长。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全国流动人口规模达到3.76亿人。
数字背后，是诸多为生活奔波的父母。即便孩子长大后，他们也常感焦虑与愧疚。如果生计与教育无法兼顾，孩子还能获得父母之爱吗？无法长期陪伴在孩子身边的父母，还能算“足够好”的父母吗？
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读博士的钟郁含，有过长达十余年的支教和田野调查经历。她很好奇，分离如何影响了孩子们的心理、成长和亲子关系，并为此成立一个NGO项目尝试帮助父母和孩子。在老师李钧雷的指导下，她对分离家庭的亲子远程沟通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与理解。
“很多家长认为，良好的家庭教育、有质量的亲子互动需要家长有很高的学历、厉害的技能，或者很多的物质资源”，但钟郁含发现，表达父母之爱既不需要“高学历”“高科技”，也没有标准答案。
给孩子写一封信
读初二时，严晴晴收到母亲姜贤红的一封信。
那时严晴晴刚从上海转回福建老家读书，陌生的学习环境让她极度不适应，而母亲每月只能回来看她一次，电话里又常常责备她。
这封足足有5页纸的信，第一句话是：“对不起，妈妈首先跟你道个歉。妈妈之前对你有太多的指责、抱怨、批评。”这是母亲第一次向严晴晴正式道歉，她感到意外的同时，又有被宽慰的感觉。
其实，写这封信前，姜贤红与钟郁含通过一次电话。
2020年，严晴晴还在上海读小学时，课余会去上海太阳花社区儿童服务中心上手工课，这是一家专门服务于打工子女的公益性课外机构。
有一天，服务中心的老师转了一则线上讲座链接到家长群里。开这场讲座的人叫钟郁含，她和几个朋友一起成立的公益项目“一起长大”，旨在帮助那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得不经历亲子分离的家庭，让他们获得更好的情感链接。
在“一起长大”项目中，直播课是日常的工作之一。姜贤红听了这场直播讲座，镜头里钟郁含的一番话让她印象深刻：做家长的，很多事情要站在孩子的角度换位思考，尝试走进孩子的内心。
几年后，想远程帮助女儿又觉得有些无助的姜贤红想到了向钟郁含求助，给她打了电话。
在那次一个多小时的通话里，钟郁含尝试开导她：“你能否回忆起，女儿做得好的地方，关心你的瞬间呢？你可以告诉她，可能有些无法口头说的话，写下来表达更容易些。”
姜贤红决定给女儿写一封信。写信的那个晚上，她彻夜无眠，一直在思考应该如何下笔。足足五个小时后，她完成了第一封给女儿的手写信，上面还有一些泪痕，她逐页拍下，并发送给女儿。
在信中，她写道：“妈妈特别心疼那次你脚烂了一个大洞，不能走路，还要爬楼梯，饭也吃不上了，那时候妈妈特别想在家照顾你，可是我们离得太远了……妈妈心里特别内疚，对不起啊！希望你能体谅爸妈的无奈与不易，好吗？”
姜贤红写给女儿的信（受访者供图）
姜贤红还在信里回忆了母亲节那天，女儿在晚自习后到电话亭排队给她打电话的一幕。她告诉女儿，听到“母亲节快乐”的那个瞬间，觉得特别感动。
爱意在远隔千里的空间里流动起来。
那封信之后，严晴晴在中考中超常发挥，考上一所不错的高中。在后来的回忆里，严晴晴对那封信印象最深的是，妈妈写到母亲节的那通电话。她觉得母亲理解自己，自己的用心被母亲记住了。
“一起长大”
钟郁含也由衷地为姜贤红母女俩高兴，这些看起来平凡而细微的变化，是她这些年来始终在努力的方向。
2012年1月，她参加了一个短期支教项目，从老家西安坐着绿皮火车来到了贵阳，和支教的伙伴们又一起坐了五六个小时的汽车，抵达黔南州大山里的一所乡村小学。
那段日子，钟郁含除了上课之外，做得最多事是家访。她发现很多学生要么是和一位家长生活在一起，另一位家长出去工作，要么就是父母双方都外出工作，孩子跟老人生活在一起。尽管分隔两地，留守在乡村的孩子们有很多想和在异乡打工的父母说的话，渴望着和父母有更多情感链接。
后来，钟郁含再次回到贵州乡村调研时，孩子们的需求被具象化为具体的问题。
“你出去是不是因为城市里的生活更好？”
“你工作的地方有没有台风，有没有地震？”
“你在哪里吃饭，是吃食堂还是自己做，自己做的话肉贵不贵？”
……
远在他乡的父母，似乎很少有所回应。他们总是充满愧疚、无法回应，也不相信自己能在外打工的同时也有能力陪伴孩子长大。
每次去村里支教、调研，当钟郁含要离开时，孩子们表现出了和每年与父母外出打工时类似的不舍，小心翼翼地问她，“明年能不能再来？”她忽然意识到，对于这些留守在乡村的孩子来说，相见的周期是以“年”为单位计量的。她觉得自己无法拒绝孩子们的请求。
后来，去贵州的那所小学是钟郁含每年都要做的事情。而且，她决定从支教转变为帮助这些乡村孩子与他们的父母进行远距离亲子互动。
和学生们一起过生日的钟郁含。（受访者供图）
钟郁含本科读的是法律系，但她觉得，法律是人与人关系的底线，而教育是那种事半功倍的事情。“有时候教育只是在一些微小细节上做出改变。就像火箭发射，挪出一个角度让它越升越高，角度就出来了。”
本科毕业6年后，钟郁含选择赴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院读研。在此期间，她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立了公益项目“一起长大”。
最开始，她不知道该如何着手，即便翻阅了诸多学术文章、参考其他公益项目，也找不到关于支持远距离亲子互动的做法。钟郁含决定回到贵州调研，她向自己的老师——哈佛大学人类发展与教育系主任李钧雷教授请教。
“绝大多数的父母即便在和孩子的互动中存在很多的困难，但也一定有他们做得好的时刻。”李钧雷告诉钟郁含，“即便远距离的亲子互动很难，也一定有少数的家庭已经做得很好了，记录那些家庭是怎么做的，这些做法是最容易被类似的家庭理解和模仿的。”
“我以前太关注父母和孩子交流中的困难，完全没有看到孩子们对父母的爱的表达。钧雷老师的建议给我提了个醒，想做好支持家庭关系的工作，就要看到全面的现状，而不仅仅是聚焦于问题和困难。”钟郁含说。
起初，为了找到更多想要帮助的对象，她曾调研了一家位于东莞的工厂。她和大约80名孩子在老家的父母分享了她在支教经历中对孩子们的观察。
钟郁含记得，有人“一边用左手擦着眼泪，一边用右手在纸上做记录”。她告诉家长们，当孩子倾诉自己的不适应时，如果家长回复“过一段时间就好了”，这样孩子会觉得自己不被理解。家长耐心听完，表示理解孩子的委屈、给予安慰，才能让孩子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心。
不过，走进工厂的交流计划并不顺利，“大部分工厂的负责人担心，这样的交流会让工人产生辞职回到孩子身边的想法，不再接纳我们。”钟郁含说。
爱的表达没有标准答案
为了接触更多与孩子分离的家长，钟郁含开始在全国各地辗转。
在她曾经组织的讲座中，许多父母既觉得触动，又感到矛盾与无助。钟郁含曾经收到一位家长的留言，有一句是“我放下工作就无法抱起你”。
钟郁含会反复告诉这些家长，即便无法在孩子身边陪伴，也可以表达父母之爱。
在上海，她联系了同样关注流动儿童的太阳花社区儿童服务中心，在他们的组织下开展了一场线下讲座。陈宏是参与这场讲座的家长中为数不多的父亲。
安徽人陈宏于2005年来上海工作，他有一个女儿，来上海工作时女儿被他带在身边。参与讲座的那年，女儿跟着陈宏在上海读小学。
和严晴晴一样，几年后，陈宏的女儿回到老家升学后也出现种种不适应。女儿一度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考试前手会不由自主地发抖。陈宏带着她四处求医，医生们给出的方案也各不相同。
陈宏想到了钟郁含，向她倾诉苦恼，“小钟老师告诉我，在学习之外，家长能做的事情有很多，可以在生活上多关心孩子，侧面去和孩子建立联系。”
为了让女儿转移注意力，陈宏有计划地开始了“远程陪伴”。每天女儿打电话和他聊天时，陈宏都会耐心倾听，偶尔女儿提出买衣服这样的小要求，陈宏也会认真对待，尽力满足。在日复一日的沟通陪伴下，女儿的情绪变得稳定，和爸爸也无话不谈。
起初，为了照顾女儿，陈宏每个月都会回家看女儿一次。后来，女儿会主动说，“爸爸不需要每个月都回来，我批准你两个月回来一次也可以。”
有一次考试前夕，女儿又告诉陈宏，自己手抖得厉害，陈宏不再感到无措，而是告诉女儿，“这是考试前的正常现象”。其实，他心里也很没有底。直到女儿打电话给他说，“爸爸，我的病好了”，陈宏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陈宏开始慢慢理解，尽管自己没有特殊的教育方法，但只要表达了关心，女儿的情况就会改善。
在上海太阳花社区儿童服务中心开展讲座时，钟郁含和参加活动的家长合影（受访者供图）
“我们希望父母可以和孩子多去聊自己在外面的工作和生活，多分享细节，拍一些照片。孩子们需要通过这些细节去想象父母在外面的生活，获得参与父母所在环境的体验。”钟郁含说。
而一旦父母们有进步，钟郁含都会肯定他们。有一次一位母亲分享孩子常常情绪激烈、在电话里哭，而自己只能在电话另一头一直陪伴他。她说，“我不会说什么，只是听他哭泣，安抚他的情绪”，钟郁含立刻肯定了她的做法。
“爱的表达没有标准答案。”钟郁含说。
在相同的处境中找方法
硕士毕业后，钟郁含没有立即升学读博。“一起长大”的工作让她对远程亲子教育有了更多探索的动力，她决定回到以前支教的贵州山区常驻调研，和孩子们聊天、交朋友，探讨和父母相处的经历。
在贵州的三年，她从孩子们那里收集到许多“感受到父母爱意”的案例，大部分都是再寻常不过的小事。比如，想吃一碗红烧肉，妈妈过年回家就做了一碗。
“不要将情感陪伴理解为必须说出的话语，或是多么高深的学问，或是你必须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做这件事情”。这是钟郁含从老师李钧雷那里获得的启发。
在和留守儿童的父母接触时，钟郁含发现，在生活条件被限制的情况下，许多父母已然尽了全部力量，这种尝试保持联系的努力已经非常可贵。
而她要做的，是让这些做得好的方法推广到更多家庭中。用学术的话语来说，这是一种“正向出发”的方法。
“正向出发的思路最早源于世界公共卫生组织在卫生工作中的成果。”李钧雷介绍。在帮助资源缺乏的地区和人群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即便资源和能力有限，更高效的办法仍是挖掘潜力。
“总有一些案例存在，同样是分离家庭，但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保持得很好。发现并理解这样的案例，才能够帮助处于相同处境的家庭。”李钧雷说。
钟郁含曾经将姜贤红给女儿写信的前后经历，录制成一节名为《妈妈的一封有质量的信》的直播课，详细解读远距离分离的家庭中亲子互动的重要性。
对着镜头，钟郁含分析道，姜贤红对女儿有很强的情感需要。起初母亲表达情感和关心的方式是责备，但更好的方式是用女儿做得好的事情来鼓励她，让她感受到自己被认可的同时，也能让她知道自己具体怎么做，母亲会感到开心。
在钟郁含看来，姜贤红在信中的文字表达很有质量，“即便对孩子的学习成绩不满意，但她还是会换个角度，看到孩子做得好的地方”。这种方法值得借鉴。
在“一起长大”的公众号里，钟郁含每个月都会找一个主题和大家分享。“孩子在老家发消息说想我，我该怎么办？”“接到老师对孩子批评的电话，我应该怎么处理？”“和孩子在春节的团聚中进行有质量的互动”……
钟郁含常常在镜头前鼓励大家，即便无法陪伴在孩子身边，也要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换一种方式来给自己信心：“虽然有些事情我不太会做，但我和孩子的相处中我也有做得好的地方，不会做的地方我可以去学，我也一定能学会”。
“好心的偏见”
“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我们常常会认为‘留守儿童'是一个特殊现象，但事实上，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与孩子的分离，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会不断出现。”李钧雷说。
他自己是个“70后”，小时候在上海生活。童年时代，李钧雷的父母正在经历“上山下乡”。直到五六岁，他都处于和父母分离状态，从小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顾长大。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留守儿童。
直到今天，成了教育学的专家的李钧雷也并不觉得这样的教育模式，给自己的成长带来劣势。
在他看来，如果认为孩子与父母之间一旦分开，他们之间的感情肯定不佳，孩子的自身发展也肯定不佳，会出现对心理和精神健康产生影响，这纯属偏见。
“父母不在孩子身边，并不代表身边没有爱他的人。我自己小时候，父母每年春节才回家，但我周围并不缺少爱我的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叔阿姨等。”李钧雷说。
2022年开始，钟郁含的“一起长大”项目与壹基金合作，在甘肃省的儿童服务站推广了培训课程。尝试通过培训服务站的老师，给更多留守儿童带来更好的心理健康教育和陪伴。
甘肃省泾川县阳光义工协会秘书长苟小兰，是当地一家儿童服务站的站长。她记得，在那次的培训课程里，有一节课的内容设计是让孩子“找到一个身边爱你的人”。
“后来我们给孩子们上课，班上的小朋友，即便没有找到父母爱自己的案例，也会想到身边的其他亲属爱自己的例子。”苟小兰说。
李钧雷解释了这类课程的意义，作为孩子，当然不希望父母距离自己很远。但一个人的“抗逆力”“回弹力”最重要的来源，是身边至少有一个人是爱你的，或者关注你的。
“当我们谈到留守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大多数人总是抱有一种怜悯心态，我把它称为‘好心的偏见’。”李钧雷说。
西方儿童发展心理理论特别强调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母子之间的依恋。但李钧雷认为，这在中国未必完全适用。
在他看来，孩子与母亲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且不可替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母亲和孩子必须每天都在一起。如果没有在身边照顾，孩子的整体发展就一定会受到影响。人类在几千万年的演变过程中，抚育孩子的工作总是由许多人共同完成。
很多在媒体上分享自己育儿经验的家长，他们的处境和条件远高于其他人。在李钧雷看来，这些家长的许多建议并不接地气，只能给其他家长带来负罪感。“相对平和的视角才有可能探索出更好的帮助措施”。
什么是“够好的”父母
“我认为我没有把女儿带好，虽然很多人都觉得我做得已经很好了。”女儿曾问过陈宏，为什么你在上海不能多积累一点积分，这样她就能在上海读书了。事情过去了许多年，陈宏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觉得对女儿有所亏欠。
对于亲子分离的家庭来说，父母在与孩子的沟通中，常常背负着沉重的自责，觉得让孩子留守了，是自己能力不够而造成的。有些家长甚至会在内心一遍遍地否定自己，“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没文化我不懂怎么去帮助孩子”。
同为与孩子分离的家长，陈宏和姜贤红都会抽时间阅读亲子关系相关的书籍，也会参与各种线上相关课程，但仍然会深感愧疚，始终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在今天的育儿环境中，常常让人有许多错觉。一个足够好的家长必须时时刻刻都愿意并能够花时间陪伴孩子，必须熟知各种育儿理论和策略，必须拥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提供给孩子……
李钧雷觉得，这些要求既不现实，也不必要。
“社会应该鼓励或者尽量帮助家长和孩子一起长大，但是在时间有限的时候，质比量更重要。比如我妈妈，她能够陪着我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寒暑假而已。但是在陪伴我的时候，她会完完全全地投入在我身上。”李钧雷说。
一个“够好”的家长，并非熟悉各种育儿理论和策略的家长。
严晴晴对母亲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自己在老家读初中时，有一次班主任误会她和同桌早恋，惩罚她换座位，她觉得委屈，告诉了母亲。姜贤红耐心地听了事情的原委，站在了女儿这边，觉得老师的做法欠妥。这件事让严晴晴感受到母亲来自千里之外的理解和支持。
完整地了解自己的孩子，知道孩子喜欢吃什么、做什么，在乎孩子为什么高兴、为什么难过，知道孩子的为人，知道孩子在乎和信任的人……这些事情比高深的育儿理论更重要。
“知道这些方法和策略，也往往不知道如何应用到自己的孩子身上。”李钧雷说，“我们能够在孩子需要的时候，给她一个适当的反应，也许就是发个声、点个头、看一眼、笑一笑，或者说一句话都可以。”
20年前，李钧雷在中国国内从事孤残儿童相关研究。他发现，在许多人的观念里，儿童福利院绝非优越的生活环境。但他做田野调研时发现，无论是福利院的保育员还是这些孩子寄养的社区、家庭，都有许多非常好的抚养人。
李钧雷夫妇从这样的福利院里领养了两个女儿，保育员把孩子交给他们的时候，细致耐心地告诉他们，孩子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什么特点。即便这些保育员文化教育背景非常一般，所处的环境中教育资源、经济资源都很匮乏，但这不影响孩子们被照顾得很好。
“老师和家长有时候有一种接近本能的育儿能力，这是有科学实验证明的。”李钧雷介绍。当育儿、教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商业卖点时，常常有许多广告宣扬孩子的大脑发育是多么重要，但似乎很少有人好奇，成年人的大脑在生育之后，是否也发生了改变。
在过去许多年里，脑科学领域发现，父母的大脑会因为孩子而发生实质性改变。“母亲的大脑会在怀孕期间就发生变化，类似于打开了一个‘关爱系统’，父亲则晚一些，通常在孩子出生后，与孩子产生互动后，这个系统才会打开。”李钧雷说。
有一个规律是，和孩子的互动越多，大脑中的“关爱系统”打开的效果越好。实验证明，这样的正向循环系统，即便是和孩子没有血缘关系的养父母，只要不断与孩子进行互动，也可以有效触发。
“父母与孩子的沟通并没有特别高级或是所谓专业的方法，只要你真情实感地与孩子互动，就是有质量的沟通。”李钧雷说。在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中，许多家长会因为无法给孩子提供资源而自责，却常常忽略自身所能够付出的平凡互动。
“其实父母自己才是那个最宝贵的资源。”李钧雷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严晴晴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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